以遵守合理合法的劳动纪律为内容的新觉悟不仅丰富了敬业价值的内涵，而且将会起到凝聚新共识、巩固国家政权的作用。

关于内在观点的阐述，参见Scott J. Shapiro, What is the Internal Point of View,75 Fordham Law Review 1157(2006)。[48]然后，他通过强调惯例的成文化（形式化）趋势，得出惯例和法律的区分，只是一个程度问题的论点。

要理解这一点，不得不提及他关于惯例拘束力的学说。[57]于是大选前，内阁秘书就公布了一个指南草案，其中列明在产生悬浮议会的情况下，可遵循的惯例是什么。这个观点听起来，特别像戴雪本人的观点。常见的情形是，我们会遭遇许多结论，却不知其所依据的理由。[14]直到今天，这种界定仍然是成立的，参见[英]罗伯特·罗杰斯、罗德里·瓦特斯，《议会如何工作》，谷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68页。

其他三义，A至C的外延由窄到宽。在这个意义上，惯例也是法律，只不过对它的实施不在法院而已。26.《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7-178页。

四、结语 通过上文分析，我国宪法上婚姻家庭条款的规范内涵包括了各自独立、但又具有内在联系的多个面向。第四，这些家庭关系的不同面向之间又具有内在的联系。婚姻寄托着个体之间的情感，以及双方作为整体对下一代（如果有下一代）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情感。毛泽东曾分析过，政权、族权、神权，以及夫权，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

如果以一种过程的视角来看待婚姻，它包含婚姻关系的建立、延续和终止的全过程。参见王锴：《婚姻、家庭的宪法保障——以我国宪法第49条为中心》，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2期，第11页。

婚姻关系的存续过程构成一个家庭实体。一副理想的家庭生活图景必然是由一个个鲜活而生动的个体构成。从权利保障的实效性来看，应该将这一款中对于母亲、妇女、儿童、老人的保护场域予以扩大，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家庭之中，这样有利于对此类群体提供最大范围的保护，使其人格尊严受到尊重，生活更有保障。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民众价值观念的变迁，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中国的家庭生活事实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此外，单纯的家庭权概念也无法完全涵盖第49条第3款的义务性表述，无法对第49条所呈现出来的理想家庭生活图景作出全面而深入的考察。这些新的家庭形态及其内部关系需要国家通过立法形成具体制度予以形塑和规范。其二，这样的理解将宪法上的婚姻等同于法律上的婚姻，明显限缩了婚姻自由的保护范围，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婚姻是早于国家和宪法存在的一种社会关系。张燕玲：《家庭权的私法保障》，载《法学论坛》2012年第5期，第100页。

宪法家庭条款具有丰富的内涵，并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景，对其认知需要符合中国人的生活观念与现代社会的客观变迁。5.欧爱民：《德国宪法制度性保障的二元结构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法学评论》2008年第2期，第123页。

一方面，中国人重视伦理亲情的传统要求对家庭的界定不能排除扩展家庭的存在。由此可见，婚姻已经不再等同于家庭，维系家庭的纽带不再仅仅是婚姻和血缘，还包括共同生活的意愿或者事实。

34.王德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知识问答》，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8页。一般确定宪法层面上需要保护的弱势群体会从两个方面着眼，一是经验上的，二是规范上的。重拾家庭的重要价值，发挥家庭建设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功能，并以法治化路径来保障家庭的发展，在当下社会确有必要。1936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规定国家保护母亲和儿童的利益。（四）对弱势家庭成员的特别保护 宪法第49条还规定了对老人、妇女、母亲、儿童等主体的特别保护。（二）夫妻履行计划生育义务的内涵变迁 在1982年宪法的修改过程中，初步的讨论稿曾将计划生育政策置于基本权利章中，后来移至总纲部分。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进行抚养教育，并不是为自己选择生活方式，而是为了子女的最佳利益。3.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页。

10.李建良：《制度性保障理论探源——寻索卡尔施密特学说的大义与微言》，载《公法学与政治理论——吴庚大法官荣退论文集》，元照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262页。具体而言，婚姻自由要求国家尊重公民个人在婚姻事务方面的自主决定权，保护婚姻关系的完整性，以及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各自的权利，允许双方自行处理其内部的诸多事务，包括夫妻财产的安排与分配等事由。

51.韩大元主编：《比较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89页。世界上最早在宪法中规定父母对子女的教养义务是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并且明确国家应该监督父母履行这一义务。

无论这里的父母之间有无婚姻关系，也无论父母对于各自所处的婚姻关系作出何种变化性的安排，如离婚、再婚等，都要履行这一教养义务。其三，婚姻自由的基本权利性质被模糊，排除了其防御权功能，这与我国宪法规定婚姻自由，防御和对抗公权力以及他人侵害个人婚姻自主权的目的不相符。43.李拥军：《孝的法治难题及其理论破解》，载《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0期，第73页。当然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并不必然是纯然法理上的讨论，而是有国情民情和社会舆论的发展阶段的考量。

58.刘宪权主编：《刑法学》（第五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614页。民法典的规定是对社会生活事实的反映，对于人们既有观念的形成，以及对家庭成员范围的确定具有一定影响，也可以对理解宪法中家庭的成员规模提供一定参考。

妇女、儿童、老人等主体，因为生理、年纪、健康等原因，丧失或者不完全具备独立生活和自理能力等，他们作为社会成员，同样有权利要求维护有尊严的生活。从国家在义务履行中的角色来看，一般宪法义务的履行需要国家的积极介入，建立具体的制度并提供服务，公民履行该项义务的同时，还需要国家提供各种条件，以国家给付为前提。

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古代社会中，承担孝道义务的主要是男性子孙以及他们的配偶，享受孝道的主要权利人则是男性尊长。（二）传统价值与现代观念的张力 家庭之于中国人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要尊重中国人重视伦理亲情的传统，认可扩展家庭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要尊重人们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对界定宪法中的家庭概念和家庭规模保持适度开放性，进而在未来立法中认可新的家庭形式。上述两种认识对于第49条的基本属性和规范宗旨都存在一定的盲点和误区。1、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的内涵 对于此处父母的理解除了包括生父母、继父母和养父母，还需要适当考虑科技发展带来的新情况，比如，为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而出现的代孕、妇女借她人的卵子或者胚胎怀孕生产等诸多新的现象。各家庭成员虽然各自组成核心家庭，但是这些家庭彼此之间并没有切断联系。

2、成年子女有赡养和扶助父母的义务的内涵 这一规定体现了中国人独有的孝文化。其一，该观点对于制度性保障的理解仅仅停留在其古典意义层面，忽略了制度性保障作为一项理论的新发展。

比如，婚姻虽然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但却不再是人们形成家庭的唯一方式。笔者认为，单运用制度性保障抑或家庭权都无法完全搭建起第49条的体系结构，应该着眼于家庭的整体和全局，从家庭的形成路径与家庭内部关系这两个角度，来建构宪法第49条的解释方案。

而时过境迁，施密特提出制度性保障的语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区分制度性保障和基本权利的特殊背景已不复存在。这样的家庭悲剧在当时还有很多。